2021年上海两会上提出，上海将确保在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比全国目标提前5年。前不久，上海也提出要打造国际碳金融中心。碳金融中心与绿色金融中心有何关系？上海将如何发力绿色金融中心建设和气候投融资试点？上海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门类齐全的金融机构资源，对气候投融资试点有何助力？针对这些话题，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绿色金融以及气候投融资领域的专家——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赵晓菊表示，上海应在气候投融资方面先行先试，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应共同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
“自2016年以来，中国绿色债券每年发行量居世界各经济体第一、第二，但中国在气候金融、气候投融资方面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赵晓菊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探索打造绿色金融中心同时，也应在气候投融资试点领域成为领头羊。”
我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尚属于初级阶段
证券时报记者：碳金融、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三者的概念分别是什么？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
赵晓菊：碳金融是气候投融资的一部分，也是绿色金融的一部分，指的是促进碳减排和碳中和相关业务和交易中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当全球碳排放逐步减少到接近零排放、实现碳中和时，碳金融规模将由增大到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漫长和艰巨的历史过程，需要世界各国持续的共同努力。上海建设国际碳金融中心，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概念上讲，国际发展融资俱乐部对绿色金融的定义是金融投资流入可持续发展项目、环保产品等，以及鼓励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气候金融，还包括工业污染控制、水污染治理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资金支持。
我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对绿色金融的定义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及的金融服务。
目前我国对绿色金融的关注较多，绿色金融的产品也相对较多，但对气候投融资的理解还不到位。气候投融资具有狭义和广义的概念，根据生态环境部等在《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的定义，狭义的气候投融资是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广义是指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一切投融资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见，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既有相关性，又不完全相同，举例来说，支持土壤污染的修复资金属于绿色金融，但土壤污染的修复对气候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不属于气候投融资范围。
目前，对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范围，我国与世界银行、欧盟、英国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认定与划分也不全相同。比如，我国目前将煤清洁化、煤转气等项目归属于绿色金融支持的范围，世界银行、英国等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则认为，与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相关的项目、尤其是与煤炭相关的项目，都不属于绿色金融支持的范围。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在气候投融资方面的现状如何？未来市场空间有多大？
赵晓菊：自2016年以来（除2018年以外），中国绿色债券每年发行量居世界各经济体第一，但中国在气候金融、气候投融资方面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去年刚刚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对气候投融资做出顶层设计，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资源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目前，我国气候投融资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了完成2030年碳达峰目标，我国平均每年需要投入约3.7万亿元的资金应对气候变化，平均每年仍有1.3万亿元的资金缺口。同时，随着减缓气候变化力度的提高和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的增加，年均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将从“十三五”的年均约2.93万亿元上升到“十四五”的约3.76万亿元和“十五五”的约4.49万亿元。
上海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气候投融资实践
证券时报记者：在气候投融资试点方面，上海应该扮演和承担什么角色？
赵晓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开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选择实施意愿强、基础条件较优、具有带动作用和典型性的地方，开展以投资政策指导、强化金融支持为重点的气候投融资试点。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先行先试气候投融资试点，并积极打造国际绿色金融中心，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气候投融资的先进经验和最佳实践。
证券时报记者：上海目前在绿色金融中心和气候投融资方面的探索情况如何？
赵晓菊：早在2017年，我就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打造三大中心，分别是国际资管中心、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采纳了上海建设国际资管中心和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但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中心的建议未被采纳。
2019年我第二次向市领导提出上海要打造国际绿色金融中心，并指出2020年至2022年，绿色金融有望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衡量指标，果然，2020年，绿色金融就已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评比指标。
2020年我再次提出建议，上海要把建设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以及气候投融资试点纳入上海金融业“十四五”规划。
尽管官方尚没有明确提出要打造上海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但上海的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探索早已展开。其中，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早已设计开发并向企业提供相关碳金融产品。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2013年起试点碳交易，并开展了包括碳资产质押融资、碳基金、借碳、碳排放配额远期等碳金融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上海在气候投融资试点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晓菊：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门类齐全的金融机构，这些资源都可以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建设。同时，上海又是金融科技中心，很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技术可以应用于“碳减排”“高碳向低碳乃至零碳转换”等方面。
上海的上市公司在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信用状况和信息披露方面也逐年稳步上升，上海市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颁布了各项法规和实施方案，规则制定的完整度较高、可执行度较好，而且上海市制定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细致、全面，走在全国最前列。
上海未来应多措并举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上海未来在国际绿色金融中心打造以及气候投融资试点方面，应从哪些领域着手？
赵晓菊：首先、上海应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建设上海国际绿色金融中心的目标；
第二、应针对国际绿色金融中心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制定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在上海城市发展规划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全方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可持续发展；
第三、鼓励金融机构设计和提供支持企业减排和提高能效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引导、鼓励和激励企业在生产运营和劳务提供中注重减排和提高能效；
第四、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积极倡导全社会(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个人）都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碳减排习惯。今年两会上，上海已提出将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确保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
证券时报记者：以引导企业为例，在您看来，政府应该制定哪些措施鼓励企业减排？
赵晓菊：政府对企业的引导方面，应制定政策鼓励引导支持区域内的企业减少排放，对好的企业要有鼓励措施，对做得不到位的企业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制约和真正有效率的处罚措施。比如，可对企业进行分层考核，对现存高排放企业，根据其在碳减排放方面制定浅绿、中绿和深绿不同减排标准，2017年我就提出，不能要求企业碳减排一步到位，只能循序渐进，对高排放企业而言，如果减排标准定的太高，企业觉得难于达到就没有动力去努力。如果制定浅绿、中绿、深绿不同标准的减排目标，就像摘苹果跳一跳能够摘得到，就有积极性努力去摘，月亮摘不到，索性就不努力去摘了。
同时，上海还应在健全完善碳交易的清算结算等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对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供的考核等方面发力，比如对高排放的企业可以要求强制披露ESG情况，我国证监会目前要求上市公司对G（公司治理）的信息要求强制披露，但对E和S没有要求强制披露，我建议对高排放的上市企业，比如煤、电、钢铁、建筑等行业要求强制性披露ESG信息。同时，在已有的绿色金融产品中，要将气候投融资、减排等相关内容融进去。
此外，上海还应进一步探索新型的金融科技在气候投融资当中的作用，比如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对碳减排资产定价、资产估值，通过应用区块链技术来记录碳足迹，为未来碳减排和碳中和交易发挥更大、更丰富的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ESG信用体系以及气候投融资信用评估颇有研究，信用体系的搭建，对我国实现“30达峰、60中和”目标有何助力？
赵晓菊：推动作用非常大，构建气候投融资指数，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四方面共同在气候投融资领域齐心协力，通过气候投融资指数，一方面促进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比如公募和私募等资管机构把资金投向节能减排（除了减少碳排放之外还有减少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低碳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企业，同时促进企业主动从高碳、高排放向低碳、低排放甚至向零排放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生态的形成，引导生态的构建和健康运行。
去年12月6日，在2020气候投融资国际研讨会上，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首次发布“长三角气候投融资信用体系指数”，对长三角20个城市的气候投融资信用体系进行了排名，其中上海最好，江苏和安徽次之，主要是看政府是否有对气候投融资和碳排放等方面的指导性或限制性政策以及是否执行。
绿色金融建设将成为上海区域竞争力之一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全国碳市场在上海启动，未来碳金融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赵晓菊：我国碳金融市场早就起步了，先后在中国的9个省市设立了碳交易中心。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发展较慢，随着“30达峰、60中和”目标的提出，全国统一碳市场将在上海启动，未来一段时间，碳金融的市场发展空间应该较大，金融机构应更多参与探索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产品开发和业务创新。
上海已提出建设国际碳金融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已进行了系列碳金融创新探索，随着全国碳市场今年在上海启动，会在更大范围内对碳价的合理确定起到积极作用。目前各试点区域碳价不统一，试点区域的碳价每吨约在14元至90元，如此大的碳价差别，就有可能产生寻租空间，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对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发挥的作用更大。
在承担全国统一碳市场交易的重任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可以更好地协同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共同探索碳金融产品，当然也有利于设计适合本地特色需求的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绿色金融建设和气候投融资试点，在上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赵晓菊：绿色金融建设和气候投融资试点，毫无疑问将成为上海区域提升竞争力的强有力抓手之一，建设好绿色金融建设和气候投融资试点，不仅将在上海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将有利于上海国际绿色金融中心的建设。只有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规模更大，上海经济才能更可持续地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应该是可持续的，绿色的，这意味着在气候投融资试点方面，上海不仅应走在全国前面，也应走在世界前列。只有这样，上海才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此外，上海还要在长三角区域推动气候投融资和绿色金融，发挥上海的推动力和领导力，给全国乃至全球作出示范。
应积极参与气候投融资国际标准制订
证券时报记者：国际上对气候投融资的探索与实践如何？有哪些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赵晓菊：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和荷兰等的气候投融资探索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国际上发行气候债，只能用于支持“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直接项目，也有一些评估的标准。未来，希望我国也能更多地积极参与气候投融资国际标准的制订和修订，推动中国标准融合到境外标准和实践中。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举例说明，上海在哪些领域可以有可能率先进行复制与推广？
赵晓菊：全国碳交易中心即将在上海启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作为全国碳交易的平台，探索的碳交易机制、碳定价机制以及碳衍生产品的研发和交易运行机制，未来都具有复制推广的可能。